黄帝陵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29年来，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传统文化渊源中，对具有典型民族代表性的古史传说人物予以了特别关注。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学观对以“三皇”“五帝”为主要代表的传说人物，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和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从总体上说，黄帝及其文化的研究已从分散的、个人的研究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政府主导作者群的道路；由对黄帝是神、还是人，是否有其人，以及其生地、迁徙地、葬地、年龄、家世等具体问题，或偏重于地方性的研究等，走上了整体和综合性研究的道路。从而将黄帝与中华民族、黄帝文化与中华文化、黄帝时代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结合了起来，把黄帝和黄帝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在1991年5月10日的讲话中指出：“中华炎黄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厚、极其珍贵的遗产。”①原全国人大周谷城副委员长在1991年的讲话中也说：“炎黄二帝是我们民族的象征。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就是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我们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事，是十一亿人的事，也可以说是包括远在海外所有炎黄子孙共同的事”②。这就是我们研究炎帝、黄帝文化的重要意义。为此，我怀着崇敬祖先的赤子之心，对黄帝在中华文化史、文明史上的重要贡献和地位谈一些认识，以向前辈请教，并和同仁交流。
　　一、黄帝在创立部落联盟制度中的贡献
　　我国的原始社会史，又称史前史、氏族史或远古史，遥远而渺茫。口耳相传的神和人杂糅材料纷纭，说法不一；考古资料繁多，认识和说法也有分歧，研究难度相当大。具有中华原始社会史特色的神话传说人物“三皇”“五帝”，是我们研究具体祖先史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说其独特，是指我国与其他古国相比，没有“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而是神话传说是人“皇”、人“帝”创造的，这是“以人为本”朴素思想的反映。
　　1.文化和黄帝文化
　　关于“文化”，是20世纪西方和东方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有关资料，目前世界上以拉丁文语言及其引申的英、法、德语等的解释，多达200余种。我国古代的“文”是文字，“化”是指教化，以文德教化即为“文化”。从20世纪梁漱溟、胡适等研究“文化”之含义起，到今日的诸位学者所研究，“文化”的定义经历了“生活依靠的一切”(或人的生活方式)，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文化总和”“物质、精神、制度文化总和”“精神、物质、政治文化总和”等4个阶段。我们取“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的总和”之定义。黄帝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是指黄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狭义者，是指黄帝时代的文化。我们研究的是狭义的黄帝文化，文中所涉及的“文明”术语，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即阶级、财产私有、国家出现的文明。夏鼐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③。苏秉琦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当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④。近几年又有以“三皇五帝”构架中国文明起源之说。李学勤对文明起源与传说人物作了科学的结合：“我们对炎黄二帝的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⑤因此，称我国有一万年文明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与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时期基本一致。当然，还有与马克思主义“文明”含义不同的解释，称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政治(或制度)文明的总和就是“文明”。它与“文化”的定义相同。
　　2.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的初步形成
　　我国历史以重庆巫山猿人为开端，有着200万年的悠久史。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文化，大约从距今20至30万年前由血缘家族进入母系氏族公社后，随着人的完全形成，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原始宗教的出现，社会有了很大进步。约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了对祖先的崇拜，至公元前2070年前的约7000多年内，给我们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三皇五帝”传说人物。炎帝是“三皇”的末位，黄帝是“五帝”的首位，分别是农业、农牧业的部落首领，也是仰韶文化(6000年-5000年前)、龙山文化(5000年-前2070年)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多认为炎、黄氏族兴起于东方(今山东省)，向西方迁徙；部分学者认为炎、黄氏族兴起于狭义的中原(今河南省)；部分学者认为炎、黄氏族兴起于西北黄土高原(今陕西、甘肃)；亦有黄帝为北方氏族之说。改革开放后，在“百家争鸣”中日趋整合和统一，形成“中原”“西北”两种主要观点。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说：“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群大约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以黄帝为首的姬姓部落群大约在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市)之外的外方地区，它们各自结成亲属部落联盟，继续向东发展。”⑥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说：“炎帝氏族部落衰落的时候，黄帝氏族部落强大起来”“炎帝和黄帝同出于少典氏族。炎帝族所在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宝鸡市境内。黄帝族所在的姬水是现今的哪一条河流尚无定论，但应距姜水不很远，因而可以推测，炎黄两个氏族部落发祥于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⑦石兴邦说：“我国史籍明文记载，炎黄二帝均崛起于宝鸡，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宝鸡是二帝的故里，也是他们的发祥地。”⑧目前炎帝故里在宝鸡的认识基本一致；黄帝故里的争论激烈，以新郑(今属河南)的黄帝故里祭祀大典规模最大。三位史学家的学术观点各有侧重，从总体上看炎黄部落兴起于西北黄土高原之说，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云：“炎帝及黄帝的氏族居住陕西，也不知道经历几何年月。此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一部分逐步东移。黄帝氏族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⑨；“炎帝氏族也由一部分向东迁移。他们的路途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向东。”⑩黄帝以涿鹿(今属河北)为都(中心聚落)，广布于黄河以北地区；炎帝榆罔(炎帝八代孙，又称参卢)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再迁于鲁(今山东曲阜)。本来是炎帝之“臣”的东夷部落首领蚩尤，怨恨炎帝部落占据鲁，发动驱逐战，炎帝败逃于涿鹿，向黄帝求援。炎黄二族联合抵抗蚩尤军，擒杀蚩尤，余军部分归降，部分南走。之后，炎帝与黄帝又发生争夺“天下盟主”之战，炎帝战败，部分人归降黄帝，部分人随其南走(一说是黄帝封迁炎帝于江南)，黄帝被众“诸侯”(部落长)推举为“盟主”，称“黄帝”，渡过黄河，定都于“有熊之墟”(河南新郑市)。朝贺的“诸侯”，主要是黄帝、炎帝及东方的少昊部落首领，于是共同联合，取老祖母华胥氏之“首”字，加之地处“天下之中”，命名新的集团为“华夏部落联盟”。文献称其为“黄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称其为“部落联盟最高军事民主首长”。黄帝将未加入联盟的四周之氏族部落集团称为“夷族”，马列主义史学家初称河洛(指华夏)、海岱(指东夷)、江汉(指苗蛮)民族，后又分称为此三者加上北狄、西戎，共计称“五大民族集团”。这种按地域划分的五个集团，就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前身或基础，也是今日56个兄弟民族的初步格局。“炎黄子孙”的含义，一是古代有许多民族与姜姓炎帝、姬姓黄帝有着血缘关系；二是五大民族集团互相迁徙、通婚、融合，华夏族占有大江南北地域的大部分，文化进步，有婚姻与否的“四夷”多以自己是炎黄之裔为荣，恭奉炎黄为祖先；三是炎帝为以农业著称之中华民族初始阶段的代表，黄帝既是农业、畜牧业的代表，又是征战的英雄，两帝的功德最高；四是炎帝代表着“三皇”的文化或文明，黄帝代表着中华文化的聚合基础，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发展、形成中的“形成”阶段。所以，炎黄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3.黄帝的都城新郑
　　黄帝时代，天下的氏族部落逐渐增多，有的部落已相当庞大，组织机构、职能等高于部落，而又未达到“国家”的水准。因而在学术界有“国家雏形”“古国”“城邦国家”等之称谓。史载炎帝时代已有城，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距今约6000年，可为资证。黄帝部落居地较多，主要有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陕西宝鸡、黄陵，河北涿鹿，河南新郑等，有中心聚落、邑(都)城等称谓，我们仅述华夏部落联盟机构所在之都城(有的学者将龙山文化古城称为城市)。《渊鉴类涵·居处部一》引《白虎通》载：“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湿。”《易·系辞下传》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黄帝以前，未有衣服屋宇。”《新郑县志》记载：故城内立有“天心石”，象征着黄帝在天下中心的新郑建都。《帝王世纪》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新郑黄帝之都的具体位置，目前认识不一。一说：“黄帝宫，又名云岩宫。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南37公里新密市东部武定湖北岸。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圣地，天下第一宫”“整个殿宇错落有致，层次格外分明”“塑有黄帝像”。宫殿后有轩辕洞。武定湖南岸“有三座鼎足而立的城堡”(11)考古发掘的仰韶文化晚期古城，位于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的邙山岭余脉、祜河北岸的二级阶地边缘“古城西墙残长约60米；北墙西段约60米，中段约120米，东段约残长50米，计北墙约330米”。古城定名曰“西山古城”，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已清理出房基120余座，窑穴和灰坑1000余座，灰沟20余条，墓葬200余座，瓮棺130多座，出土了大批陶、石、骨器。分为三期，绝对年代为5300至4800年前，系黄帝时代古城。(12)新郑市西北9公里的新密市“古城寨遗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城内东北部发现大型夯土基址(其中一座面积达329.2平方米)，城墙建筑方法与郑州西山城址一样，采用了小版块叠筑法。新密属于古郑之地，是河南境内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龙山文化城址，它就是“黄帝的都城‘轩辕丘’”(13)黄帝宫、西山古城、新密古城寨之城，均在“有熊之墟”的地域以内，可以想见黄帝的“新郑之都”规模之大，“宫殿”群房屋之大之多，几乎与“三代”之都城一样了，称其为“古国”或“城邦国家”，一点也不为过。新密市“古城寨遗址”距今新郑市较近，当为黄帝的都城。
　　4.黄帝创立的部落联盟制度
　　黄帝时期因从部落过渡到了“华夏部落联盟”阶段，故原部落的姬姓家族管理制就得扩大和进一步完善，非姬姓的部落首长，以及华夏、东夷及其他部落的贤人都得任用，以巩固和加强联盟机构。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任华夏部落联盟最高军事民主首长(马列主义史学观的称谓)后，东至海(今山东海边)，西至鸡头(今甘肃平凉)，南至今湖南(一说河南之南境)，北至釜山(今河北怀来北境)，乃至更远的地方，都是黄帝的辖土。黄帝到处征伐不归服的氏族或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为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部落)。”即黄帝是“联盟”的“帝”，为最高首长，主宰军、政、巫教(原始神教)大事。辅佐黄帝的是左大监、右大监。黄帝总结“部落”管理机制，建立了“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事会”(部落是由各氏族公社首领组成)。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云：“这种部落联盟已经超出了原来血缘关系的界限，按地域互相结合，是氏族机构向国家过渡的形态。部落联盟由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的首领组成联盟议事会。重要事务都要由联盟议事会讨论决定。”(14)左、右大监很可能是“议事会”的长官。黄帝的咨询机构当是“帝师团”，中黄、广成、姜钜、大桡、容成氏等，均为德高望重的智士，虽无实权，但在联盟内享有很高的地位，能直接影响黄帝的决策。有的还兼任官员。
　　联盟议事会、帝师团下分置不同职责的官员(当时的管理人员，官名是三代或后世之官名)：风后、天老、五圣为黄帝的“三公”，力牧任黄帝之相(初为将)，相传黄帝有“六相”。常先为黄帝的大臣，大鸿亦然。《史记·五帝本纪》云：“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可见皆是管理先民事务的大臣。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云：“传说黄帝举用风后、力牧等六人为相，是设官治民的开端，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则是划分行政区域的先声。”(15)黄帝设的大臣还有：祝庸任司徒(水官)，史官有仓颉、祖诵，乐官为伶伦，占卜官为常仪，制历法之官由大桡、容成二师兼任，绘画官史为皇，医官为岐伯，制陶官为宁封，医马官为马师皇；四季之官不知人名，只能知道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等“五官”，又分别以青云、缙云、白云、黑云、黄云相称。《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黄帝作教化民”“黄帝云师云名”。还设立有管理四方的官职。可见皇帝创立的联盟机构和官职，已经比较健全。黄帝有强盛的“族军”是不言而喻的，亦有简约刑法和社会公则。其制度文化对其子孙和后世，均有开创先河的贡献意义。
　　二、黄帝在创造物质文化中的贡献
　　1.黄帝时代的农牧业与家庭饲养业
　　传统说法是炎帝为原始农业的代表，黄帝是原始畜牧业的代表，这是从各有侧重所说的。实际上黄帝时代是一个农、牧并重的时期，原始农业、手工业、家庭饲养业等，在炎帝时代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艺五种，抚万民。”“时播百谷草木。”以黄帝之华夏部落联盟的广阔地域说，在西至青海与甘肃东部、东至海、北至内蒙古南界、南至湖南，在平原、谷地、湖泊周围形成了面积不等的农耕区。主要有：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华北旱地农业区，以粟、黍农作物为主，有少量的水稻及豆类，蔬菜和瓜果的种类则较多。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之成套生产工具较多，家庭饲养的猪、狗、牛、羊、鸡等皆有。居住的房子有半地穴式长方形或椭圆形，内有灶坑和生活用陶器等，还有土窑洞居室。先民已知平整土地、施肥、浇水，干旱地方有人工挖的水井。《世本·作篇》云：“黄帝见百物始穿井。”还出土有粮食加工的器具等。山地有畜牧业、林业和狩猎业，可以称为干旱地区农牧业经济文化中心；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华中水田农业区，以种植水稻为主，亦有少量的黍和粟，有成套适于水田劳作的生产工具，家庭以养猪为主，次之有水牛、狗和羊等。居室多为长方形，分台基式和干栏式，有加工稻谷的器具及生活用陶器等，可以称为水田耕作或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黄帝之所以能不断进行征伐战争，正是赖于当时粮食的充足。
　　2.黄帝时代的手工业与货物交换
　　黄帝时期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原始手工业与货物交换业的发展。从黄河流域龙山文化遗址及江南与其约同期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看，当时的陶器烧制技术已有所提高，种类、造型较多，纹饰式样更新。《太平御览》卷七五引《古史考》云：“黄帝始造釜(锅)甑(罐)。”工艺水平要求较高的玉器、漆器、象牙雕刻、骨器，尤其是铜器，皆能够制造出来，有了专门手工业者和管理机构。约在黄帝时期北方和南方形成了两个制玉技术发达、制品数量多而精美的系统：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北方玉文化系统，典型器物有玉猪、玉龙，当是模仿枭鸟正面形状而演变而来的钩形器、鹰鸟，以及箍形器、联壁等；江浙一带的崧泽、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玉文化系统，典型制品有琮、璧、钺、三叉形器、柱形器、冠形器、环、镯、管、珠、璜、牌、锥形器等。都反映了当时玉器制造业的兴旺和南北互有影响。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璧、双联璧、牙璧和玉琮，显然是受到了红山、良渚玉文化的影响。中原较大而有地方特色的玉铲、钺、璋及多孔刀等，对周边地区也有影响。良渚文化的漆器制作精美，如反山贵族墓葬中，除丝绸、玉器外，漆盘、杯、觯(小瓶)等，十分精美。从黄河流域5000年前的文化遗址看，黄帝时期有铜器是肯定的。如甘肃东乡县林家遗址，在房基北壁下发现了1件铜刀，含锡，为两块范模浇铸而成。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房基中，发现了浇铸铜器的多块陶范。《史记·封禅书》《通鉴外记》均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首、荆二山，涉及陕西与河南的几个县市，说明黄帝采铜、冶炼铸鼎非一地。鼎高大而纹饰精美，说明铸铜器的技术有了进步。黄帝还铸造有五音的十二个铜钟，可以演奏音乐。《世本·作篇》云：“黄帝作冕旒。”《易·系辞下传》：“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示下号辕辕氏。”这种以服式区别等级，表明已有了尊卑的分别。黄帝妃嫘祖养蚕缫丝，有了纺织业。浙江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丝带、丝线及残绢片，良渚文化贵族墓葬中，也发现有丝织品残物，可以说嫘祖教民缫丝织绢可信。在大的聚落中心辟有大广场，以供聚会或货物交换。《汉书》载：“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一是供作战用，二是方便先民交通，进行货物交换。《国语·鲁语上》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名民共财。”这也就是说，黄帝开始“给各事物和社会各等级定名，将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等级，分等占有财产。”(16)龙山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的多与少，就反映了当时财产占有多与少的情况，即出现了贫富不均现象。
　　《礼记·乐记》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黄帝就是这样的圣人和伟人。《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却缺曰：“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张岱年释云：“正德是提高品德，利用是改进技术，厚生是使生活丰足起来”“传说中的炎黄二帝既具有高尚的品德，又致力于发明创造，表现了‘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并重”，也“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具体形象。因此，以炎黄二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17)
　　三、黄帝在创造精神文化中的贡献和地位
　　1.改革原始宗教
　　黄帝不仅是能征善战、扩大疆土的英雄，而且是一个充满大智慧、勇于革新创造的圣人。人类民族学家研究，从母系氏族出现到父系氏族社会解体，出现了原始宗教的图腾、自然、祖先三种崇拜形式，在“万物有灵”观念下，先民思想和心目中产生了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鬼神，合称曰“原始神教”。那时“人人为巫”“家家为祀”，神人杂糅。黄帝对宗教进行改革，设立管民事之“四位官员”，定上天之神(亦称帝神或上帝神)为最高、最大之神，主宰宇宙诸神，决定人的命运，只有他和大臣可以沿“天梯”去见帝神。这种把“神”与“民”事初步分开的做法，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一大进步。从大约可与黄帝时代相比附的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年代约距今5000年)分析，辽宁省建平、凌源、喀佐三县交界约50平方公里的牛河梁遗址群(有十几处大型建筑组成)，当为以北狄、东北夷、华夏多部落的“部落联盟集团”之遗迹。从半地穴式建筑、壁画、陶器、大小型泥塑男女像、分层积石坛和冢等观察，处于红山文化区中的牛河梁，当是维护这个集团的“原始神教”祭祀中心。黄河流域龙山文化遗址中鹿、牛、羊、猪肩胛骨已较普遍，龟甲及以龟造型的陶、石等也较多，江南也是如此。这些都反映了黄帝时期的宗教占卜、巫筮是比较流行的，也反映了北方、南方的民族迁徙和文化的传播状况。环太湖之江浙良渚文化区，以古越人为主体，包含有东夷、华夏、苗蛮的“部落联盟集团”，也是在“原始神教”观念下聚合在一起的。浙江杭州郊区余杭县良渚镇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巨大聚落中心建筑群(由主体及附属建筑组成)，当是这个集团(亦称良渚古国)的“都”城。从建筑规模、形制、布局、墓葬，出土大量精美的玉器等看，与黄帝的“新郑之都”不相上下。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台地上“女神庙”出土的大量人形、动物及鸟形泥塑等，说明当时还保留着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女性塑像则是红山人的祖先神。江浙良渚文化中神格化了的自然人，可能就是良渚人的祖先神。这都说明了黄帝时代确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大型古国已主导和代表着大江南北由分散走向聚合的趋势，也反映了原始宗教(神教)由分散于民间而集中到了“联盟”最高领导集团的手中，成为维护“联盟”和先民和睦相处的重要思想。
　　2.汉文字的初步形成
　　文献记载七八千年前的太昊伏羲氏已画八卦和发明文字，历炎帝又有所发展，至黄帝时，汉文字又有所进步。《淮南子·本经训》云：“昔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钱大昕《说文解字·序》云：“仓颉初作书，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考古发现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存之龟甲、骨器、石器等契刻符号，有些与殷墟甲骨文相似，距今已8000多年，说明伏羲氏发明文字亦非妄说。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器刻划符号更多。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上有不少似字的刻划符号。江浙良渚文化陶、玉器刻划符号，亦是如此。相当于黄帝时代的西安市长安区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刻在兽骨上的十多个符号，一个与殷墟甲骨文的“万”字极相似，一个与甲骨文的“大”字极相似；河南登封龙山文化遗址中的陶器上之“共”字、山东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陶片上的11个字等，“更是最早的文字了。据此可以作出判断：文字在父系社会晚期已经形成了。”(18)至于《汉书·艺文志》载的《风后兵法》《孤虚》《力牧兵法》《鬼容区兵法》、黄帝《占梦经》及伏羲、神农、黄帝的《三坟》等，则是后人托古之书。
　　3.制定礼仪和乐舞
　　礼乐是密不可分的制度，从三皇时代已有，黄帝继承并有所发展。《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云：“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可见黄帝时已为先民制定了“伦理”之礼仪。黄帝接见“百官”或“四夷”部落长，已有一定的礼仪；征战时也有一定礼仪，如对归服的氏族或部落首领予以接待，或任官或放走，一律不杀；婚嫁婚娶沿袭伏羲以来之礼仪，葬礼亦如此。《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尤其是黄帝率大臣和先民一起举行大典时的礼仪，场面大、人数多，非常隆重。《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时“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礼仪性建筑、祭坛、神祠、礼玉器等，都是黄帝礼制的组成部分。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江南良渚文化的祭坛(辽宁牛河梁女神庙、甘肃永靖石圆圈、浙江余杭的祭坛等)、墓葬品(陶、漆、玉礼器等)及大小规格不同的墓制等，都反映黄帝时期的礼制。我们从《山海经》的记载中可知，黄帝在对原始神教改革中，逐步整合了众多鬼神的等级，他以“帝神”之子的身份封了东西南北中的“人帝”或“人神”(皆为先民怀念对社会贡献大的已故首领、圣人，或还在世的首领)。西汉《五星占》载：封太昊为东方帝，称青帝或春帝，由少昊之子句芒辅佐(管理树木之神)，称木星神；封少昊为西方帝，称白帝或秋帝，由其子蓐收辅佐，称金星之神；封炎帝为南方之帝，称火帝或夏帝，由其裔孙祝庸辅佐，称火星神；封孙子颛顼为北方帝，称黑帝或冬帝，由水官(玄冥)辅佐，称水神、冬神或水星之神；封黄帝为中央帝，称黄帝，以炎帝之裔后土辅佐，称地神或土星神。神话故事说是黄帝成为“天下盟主”后，在庆功大会上所封。从历史实际分析，当为战国“五行”学说形成所配之帝及神。东汉蔡邕《独断》卷上云：“东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南方之神，其帝神农，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北方之神，其帝颛顼，其神玄冥。中央之帝，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在巡视天下或战争中，他同“三皇”一样，上泰山封禅。《史记·封禅书》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他还到其他“四岳”祭天神，尤其是在昆仑之丘(今甘青的大、小祁连山)进行的祭祀活动最多。山上有规模宏大、神兽、仙女把守的“帝宫”，宫内的山之顶峰设有上天向“帝”神禀报人间事的“天梯”。传说这种神圣的“天梯”“帝宫”在今四川成都平原、河南新安县(即古青要之山上)亦有。这些一是反映了“原始神教”时期先民对“万物有灵”的想象；二是反映了广大先民对黄帝的爱戴和崇奉；三是那时生产力、认识能力毕竟还是较低，先民对自然界、社会上许多事物无法进行科学解释，就祭祀鬼神，求其免灾保佑平安。这种风俗至今在农村、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偏僻山区还有流传。我们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但应从黄帝时代的社会实际去理解，正确对待。黄帝时代的祭祀鬼神、庆贺战争胜利、粮食丰收等，都有乐舞伴随，先民劳动之余，也以乐舞为乐，调节生活。《吕氏春秋·大乐》云：“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古乐》云：“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吕。”伶伦以西方产的竹子作笛(39寸长)，吹出了音符，便将乐器称为“黄钟之宫”，音符曰“舍少”。伶伦又制作了12根竹笛，模仿凤凰的叫声，吹出了音符。春天开始的时候，跳舞时演奏，称十二律五音，乐曲曰《咸池》。还作了《六英》和《九招》乐曲。
　　4.考定《星历》和发展中医学
　　中国的农历，相传“三皇”时代就有了，黄帝在炎帝历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和创造。《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获宝鼎，迎日推荚。”《索隐》：“《史记·封禅书》曰：‘黄帝得宝鼎神策’，下云‘于是推算迎日’，则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正义》云：“荚音策。迎，逆也。黄帝受神荚，命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是也。”即黄帝时已知在高地上立木柱，以太阳照射的倒影推算时辰。《世本·作篇》云：“黄帝使羲和占月，常仪占月，鬼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一而着调历也。”《史记·历书》云：“黄帝考定星历。”这也就是说，黄帝令这些人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通过测算，由容成氏编成《调历》，以供先民按春夏秋冬四个节进行生产和生活。
　　黄帝在炎帝尝百草知药性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中医学。文献记载的岐伯之《本草》《索问》《岐伯经》，岐伯和雷公的《难经》《黄帝岐伯按摩》及《黄帝内经》，虽然是后人托古之书，但多少也反映了黄帝时代中医学的一些情况。
　　石玉珍说：“炎黄二帝所开创的中华文明，在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传承开拓、发扬光大下，它广袤的内容，它深刻的内涵，确实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和丰富遗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无论是农业、医药、水利，还是天文、数学、物理，乃至文学、音乐、艺术，都是位于世界前列的。”(19)这虽然是从广义的炎黄文化说的，但它也更说明了黄帝开创性的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之高，对后世影响之大。戴逸说：“黄帝轩辕氏及其大臣们，发明舟车弓箭，建造宫室，制作衣裳、陶器、乐器，并创造了文字，黄帝时代人类的衣食住行及文字、艺术、武器、用具均有极大的进步，反映了中国远古文明繁荣发展的盛况。”(20)李学勤说：“现在看来，中国文明很可能应上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近很多学者撰文，提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公元前三千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就和《史记》始于《五帝本纪》差不多了。”(21)这5000年前，恰和黄帝时代相当，即黄帝时代标志着文明社会已经形成。
　　综上所述，黄帝是母系转向父系氏族社会的部落首领，也是由氏族部落转向“部落联盟”的古帝，更是具有开拓进取、革新创造的大勇大智之伟人。他带领先民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文化，既对近200万年原始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又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或曰开辟了先河。其在中华文化史和中国文明史上的贡献是重大的，地位是崇高的，不愧为中华民族自豪而骄傲的祖先!
　　【注释】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1991年5月10日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王仁民主编：《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第1页。
　　②周谷城：《1991年5月10日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讲话》，载王仁民主编：《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第5页。
　　③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第96页。
　　④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第107-140页。
　　⑤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第41页。
　　⑥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40页。
　　⑦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25页。
　　⑧石兴邦：《炎黄研究及其有关问题》，载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
　　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50页。
　　⑩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52页。
　　(11)郭佳川：《黄帝宫》，载王仁民主编：《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第151页。
　　(12)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载王仁民主编：《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第144-145页。
　　(13)曹桂岑：《黄帝轩辕丘考》，载《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第136页。
　　(1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第130页。
　　(15)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26页。
　　(16)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26页。
　　(17)张岱年：《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载王仁民主编：《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第77-81页。
　　(18)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26页。
　　(19)石玉珍：《强强联合，开创炎黄文化研究新局面》，载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大象出版社，2006，第18页。
　　(20)戴逸：《研究炎黄文化，建设现代文明》，载王仁民主编：《炎黄颂》，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第61页。
　　(21)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53页。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